潮汕先民源流考述（1）

　　　　　　　黄赞发 [《潮汕先民与先贤》]


潮汕先民源流考述 

　　潮汕一带见于史籍记载，最早可溯及秦皇之遣戍戊揭岭一说，虽至今尚有争议，但从考古发现和对古籍的分析，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潮汕地区也确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地质学和古海岸变迁的研究结果已表明，潮汕地区除汕头市区和澄海韩江三角洲成陆较晚外，其余的山地、丘陵均在远古即已先后成陆。聚居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骈手胝足，开辟草莱，创造了潮汕地区的远古文化。 

一、从南蛮到百越 
　　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几乎都用“蛮”字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礼记》就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意为刻画额肌，足趾相交)”的记载。“蛮”字古时写作“□”，并不从虫，也并无褒贬之义。后来加入“虫”部，则是寓有南人事奉龙蛇类为图腾之意。南蛮的势力范围 
很广，部属繁多。长江流域直至越南北部都是南蛮各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潮汕地区也不例外。据南宋郑樵《通志》所载，除防风氏，夏、商的诸侯，没有一个是在江南的。周朝势力较为南展，但也只达到长江流域。而且，楚、吴、越等诸侯国也只不过给周天子一个宗主权，其属下人民仍都是南蛮人。 
　　《逸周书·王会解》述及商王朝明令四方献贡物，有云：“正南欧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晋孔晁注释欧邓等六国，明确地说“六者南蛮之别名”。据考。这南蛮六国，桂国，在今广西境内；九菌在今江西境内；百濮在今湖南境内；欧邓当在两湖一带。损子、产里二国则史籍语焉不详。而“正南”尚未言及闽、粤两省。①因此，潮州应属南蛮何国，也就无从稽考。但有一点却是可以明确的：由于潮汕与闽南两地山水相连，所以民情风俗向来相通。正如《舆地纪胜》所说：“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 
　　有趣的是，这种“无漳潮之分”的风俗，竟可一直追溯至史前时期。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专家的分析，潮汕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古人类的活动踪迹。象山人(南澳)就是其代表。象山文化距今约肋8000年，与略早些的漳州史前文化在石料选用，石器品类和加工工艺上都十分相似。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陈桥(潮安)为代表的贝丘文化，则与闽南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贝丘文化的遗物风格、特点极其相近，年代都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而新石器时代末期，从南澳东坑仔类型到饶平浮滨类型的演变，又与闽南的从云霄墓林山类型到南靖浮山类型的演变大体一致。这被有关专家称为潮汕与闽南史前的三次文化融合和交流。②由此可见，史前的潮汕远古居民应是同属闽南地区的南蛮人，这似有更大的可能性。 
　　春秋后期，由于勾践灭吴，振兴越国，称霸江东，为属于南蛮的越族人带来了极高的威望，因而南蛮人开始被统称为“越”。 
　　勾践去世后的百余年，楚威王兴兵伐越，大败越国，尽取吴越之地，“越以此散”；于是越人大量流散到南方，直至翻越五岭，与原来已在南方的蛮越人汇合。这些散居在大江以南的诸越族，究竞有多少支裔，尚不能确断。自战国开始，史籍则统称之为“百越”(或日“百粤，，)。“百越”势力强盛，“南蛮六国”遂被所灭，从此不见于史籍记载。由于南来的和原来的部族之间不断相互侵吞，使零散的小部落日益减少，所以后来史籍主要仅记载了于越、东越、闽越、扬越、南越、骆越等几个大支族。 
唐·杜佑《通典》在潮州郡条载“潮州亦古闽越地”。《十道志》裁：“潮州，潮阳郡，亦古闽越地。”《太平寰宇记》也有相同记载。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则称春秋时的潮州为七闽地。而从南越拥有整个岭南地区来看，潮州又应属南越。秦汉时代的南越国还有揭阳令史定。实际上，潮州远处东南海隅，是中央宗主国所难控制的闽、粤“边区”，实难明断其统属。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古越族(当然包括南越、闽越)有两种类型的文化遗址，一是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它显然有别于黄河流域以栽种粟、黍作物为主的中原文化遗址。二是东南沿海的“贝丘(或称贝冢)”和“沙丘”文化。它表明这一带的古越族主要从事渔猎和捕捞。潮安陈桥、池湖、梅林湖和澄海苏南内底等地都发现过贝丘遗址，从其出土工具与动物残骸，均可证当年潮汕地区先民的生活资源主要取自海上动物。联系到潮汕的海陆形势，在唐代，潮水还时或直达潮州城下。贾岛《寄韩潮州愈》诗中就有“海浸城根老树秋”之句。可见如今的内陆地带，1000多年前尚处于大海之滨。无疑当年的潮汕正是古越族从事渔猎和捕捞之所。 
另一方面，具有本地特色的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整个广东地区的古越族，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已有铸铜业。而饶平浮滨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戈，有关专家己初步鉴定其年代为晚商至周初，是迄今全省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且具有地方特征，显非中原或长江流域所传人。据报道前不久揭阳云路出土的铜剑、铜鼎，经鉴别，也都具有吴越文化特征。 
总之，无论是从史籍上的考证，还是从考古上的发现，都足证潮汕的远古居民，当为越族。史前与闽南地区同属南蛮的一个文化系统。春秋战国时期，也还与闽南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潮汕地区的先民主要的是越族中的闽越人。汉初，汉高祖曾立“粤之世”南武侯织为南海王。据清代全祖望所考，南海王国在潮、漳、汀三州一带，民人为“无诸之族”。无诸就是闽越国王。全氏之说与漳、潮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和史前考古发现均可说毫无二致。当然，随着潮汕远古文化与外界交流的日益扩大，更随着南越国在整个岭南地区的不断拓展，潮汕也逐渐融进了南越人的文化血液，先秦至汉初以闽越人为主体的情况也就逐渐演变为汉以降的闽越人与南越人的交融汇合。 

二、古越族的习俗及其消亡 
　　南蛮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实际上都并没有形成统一民族。古籍记载的所谓“南蛮六国”，更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充其量只不过是六个较大的部族。但也必须看到，南蛮和百越都是个庞大的远古人类共同体。尤其是越人，他们的各个支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族称——越或粤。甲骨文中已有“戉”字。据考，当指越人，也有认为是指越人所制造的兵器，通钺；有一定的分布地域——从长江一直到越南北部；很可能已有较共通的语言；善于种植水稻或习于水上生活。特别是具有许多相似的生活习俗和考古上发现的文化特征。如断发文身、喜用铜鼓、善用舟船、居住“干栏”、流行二次葬、悬棺葬和拔牙风俗；出土文物常见有肩石器、段石器、石锛、石钺、几何印纹陶器等等，其中尤以断发文身最具广泛性，也最具特色。除南越人崇尚椎髻箕踞外，几乎所有的百越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人都崇尚此俗。 
　　所谓断发文身，就是剃光头发，刻画整个身躯，我国古籍屡谈及此，那是对中原华夏族的束发笄冠而言的。《逸周书·王会解》就说“……越沤，鬋发文身”。这种习俗，原是处于江湖海滨，多以捕鱼为生的百越人，在谋生中祈求避免蛟龙(当指鳄类)侵害的一种做法。《淮南子》说：“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应解为剪)发文身，以象鳞虫。”《史记》的注释者应邵说得更清楚：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加害”。后来由此逐渐生发了对鳞虫类的图腾崇拜，才使断发文身带上了神秘色彩。过去潮汕到处都有青龙庙，所把皆蛇神，人们称之为龙，拜蛇之风甚古。吴震方《岭南杂记》上载：“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曰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欲见之，庙祝必致辞而后出，盘旋鼎俎间，或倒悬梁椽上，或以竹竿承之，婉蜒纠结，不怖人亦不螫人，长三尺许，苍翠可爱”。这正是断发文身所生发的对龙、蛇的图腾崇拜。 
　　二次葬，也称迁葬、洗骨葬，这是古越族特有的葬俗。如《墨子·节葬下》就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骨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的记载。这里楚之南，就是指诸越。在考古上，广东此类发现不少。潮安陈桥的贝丘遗址，发现过大量的染成红色的人骨。可证潮地的越族人也流行二次葬风俗。越人富有反抗精神，这在《史记》、《淮南子》、《后汉书》等古籍中均有所述，如《淮南子》在记载秦军南侵之时，说越人都撤至山林之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并推选“桀骏”者为将，发动夜攻，大败秦军，“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描述得极为生动。 
但是，不管越人如何勇敢善战，却终究抵挡不住比之远为先进的秦汉大军。秦朝在尉屠睢被杀之第二年(公元前214年)，又派赵佗率领充军罪人遣戍越地。自此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汉族军队和随军家属一齐进入岭南地区，渐渐“与越人杂处”。史禄(或称监禄)正是在那个时候为大军凿渠运粮后“留家揭岭”，成为有史所载的汉人移居潮汕的首创者。不过，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秦朝大军戍守揭阳岭，是子虚乌有之事；修灵渠转饷的史禄更不可能远道东来，留家揭阳岭。这恐怕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揭阳梅岗、云路、埔田等地已分别有铜剑、铜矛、铜钺、铜卒等兵器出土，特别是揭西河婆南森小学出土的一把铜刀，器上铸有“秦”字铭文的情况，看来很难完全否定秦朝大军已曾进入潮汕地区。 
　　西汉元鼎年间，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征讨南越，使百越人中的南越支裔，随着东越、闽越之后也灭亡了，由于不断汉化的结果，百越人的各个部族大多逐渐融合到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中。此后，除三国时期的“山越”，以及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尚有“巡抚岭南，百越皆伏”等偶尔的记载外，“越”字基本在史籍中消失。未被汉化的百越人遗裔，又重新被统称为“甫蛮”。《后汉书·南蛮传》还将南蛮分为瓠蛮、巴郡南郡蛮、板蛮三大系。 

三、畲族并非潮汕土著 
　　秦汉以后，越人虽然大多为汉族所同化，但是被统称为南蛮的百越遗裔，仍然是部族繁多，遍布整个南中国。《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记载，自巴蜀以东，数千里溪峒，有仡、伶、僚、瑶、壮之类，“凡数十种，皆所谓蛮也”。在这繁多的蛮族部族中，究竟哪一支裔是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呢? 
关于这个问题，向来有一种说法，就是视畲族为潮汕地区的远古居民，称之为潮汕“土著”。持此说者，显然是考虑到僻处凤凰山区的畲民是潮汕地区抵今唯一未被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加上闽浙畲民多认为其族起源于粤东，凤凰山区就是其发祥地，故容易造成畲族是潮汕土著的错觉，因而不顾宋代以前史籍志书绝无畲民记载的事实，竭力将畲民在粤东的历史推前，甚至想当然地说战国秦汉时期，潮州一带的畲民数量应占绝对优势。 
其实，畲族定居于潮汕，历史固然悠久，但却并不是潮汕战国秦汉以来最远古的先民。据考证，畲族迁入广东的历史，最早仅能迫溯至隋唐之际，而且是以瑶人的一支进入广东的，显非本地土生土长。隋唐时期的史籍的确找不到“畲”民的记载。对其入粤抵潮的渊源，概括起来，可有两种情况。 
　　一是潮汕畲族的远源为汉晋时代的“五溪蛮”。所谓五溪，就是湖南武陵的雄溪、樠溪、酉溪、沅溪和辰溪。五溪蛮也称“武陵蛮夷”。五溪蛮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败，逐渐南徙，部分迁至五岭东端，成为瑶族祖先。南宋范成大在《佳海虞衡志》中说：“瑶本五溪盘瓠(即槃瓠，相传为南蛮始祖)之后。”宋代叶钱在序朱辅的《溪蛮丛笑》中也说：“五溪之蛮，皆槃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声气习，大略相似。”明代邝露的《赤雅》也说：“瑶名輋(同畲)客，古八蛮之种，五溪之南，穷极岭海。”《漳平县志·杂志》上也载：“畲民祖出槃瓠之后，即徭人也。”这就是说，畲为瑶的一支，瑶为五溪蛮之后裔。 
二是畲民源于会稽越族。西汉平定诸越的叛乱，尽迁东越人和勾越人往江淮地区。越人之不服者则逃匿于深山，三国时期称为山越，散居于江、浙、赣、闽一带的山区。山越曾为东吴国的心腹之患。《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议论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辞魏氏。”认为东吴不得不对曹魏政权低声下气，正是由于山越作乱之故。隋唐时，山越演变为瑶，唐初逐渐南迁，入粤抵潮。故此，《高皇歌》有句：“蓝雷之姓好结亲，同是南京一路人”；“南京路上有祖坟”。 
　　唐初，潮泉一带有雷姓、蓝姓之民，应为瑶族之人潮定居者，时与其他越族支裔一样，都被统称为“蛮僚”。南宋的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一文中所说“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被认为是首次提及畲族之称。因而有关学者断定，畲族的形成要晚至宋代。②这就是说，瑶人的一支在隋唐年间进入粤东，并选择了凤凰山区为据点，至宋代逐步形成畲族。此后，畲族逐渐从潮汕往福建山区迁移，大约在明初开始进入浙江。所以，福建和浙江以至安徽、江西的畲民多自称其远祖出自潮安凤凰山，并视凤凰山为畲族发祥地，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等于畲族远自战国秦汉即已在潮汕形成，更不能视其为潮汕最古老的“土著”先民。 
上述畲族两种演变情况都有一定依据。虽说迁徙路线殊异，尚难以断定非是，但有二点却是一致的，一是畲族入潮最早仅能追溯至隋唐年间的瑶人翻越五岭，进入粤东，至两宋才演变为畲；二是畲族是瑶族的一支，故也称为“畲瑶”。王守仁(即王阳明)《平利（从水）头碑》就有“畲瑶既殄”之说。在源流上虽有“五溪蛮”说和山越说的不同，但都认同于瑶之一支。 
　　畲民源于瑶人，还可以从其姓氏上得到印证。瑶人姓氏有盘、雷、蓝等姓，盘为大姓。畲民有盘、雷、蓝、钟四姓。此外，畲民在谱谍中还往往自称为“瑶（从人）人”，“瑶家”。可见，畲源于瑶，应是不争之论。故此，说畲族远在隋唐之前，以至战国年间就在潮汕形成，那是没有依据的。至于认为潮汕畲族是韩江流域的古越土著与江西蛮族接触融合而形成的新族；甚而更有将畲族入潮的历史推溯至400年前的周公分封诸侯国以至于黄帝、蚩尤之战，⑤都只能说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潮安畲族各村的创始年代，最早的只能追溯到明代。碗窑村开基始祖蓝创裕，其墓碑碑文为“明始祖考创裕大一蓝公墓”；岭脚村是从碗窑迁去的，最早的为“钦”字辈，约100多年；山犁村创立时间也只有200年左右；石古坪创村时间约有500多年，俗谚有渭“没有饶平县，先有石古坪”；李工坑村则有400多年的历史。⑥ 
潮汕畲族分布曾经十分广泛。据记载，直至明、清年间，潮安、揭阳、饶平、澄海、惠来等地区都有害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潮州有山輋(即畲)，其种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地方史籍也有“澄海有輋户，揭阳有山輋”等等记载。查潮汕各地村庄，潮阳有内輋、外輋，潮安有畲岭、畲舍客村，揭阳有后畲、南畲岔、茅畲寨，饶平有新畲、头畲、桃仔畲，普宁有北畲、下溪畲、明畲等等。普宁的西社，据考原也称西畲。但至近代，除凤凰山区的畲族仍保持着若干部族色彩外，其余地区的都已为汉族所同化，其蛛丝马迹已不复见。据1985年有关部门统计，凤凰山区的凤凰、凤南、归湖、文祠、意溪5镇7村，共有畲族372户，1829人。 

四、畲民的风习及其斗争 
　　畲(即輋)的本义是刀耕火种。这是畲民历史上惯用的生产方式，故沿用以作族名。畲民之称虽较晚出，但畲田之咏却较早见。如唐刘禹锡有《畲田行》。北宋王禹偁有《畲田词》。潮安凤凰山区一直称山田为山畲，荼山为茶畲，这与畲民之定居凤凰山区并实行刀耕火种不无关系。 
畲民最为人称异的是把祀狗之俗。他们与瑶族一样，都认盘瓠(传说中的高辛氏之犬)是他们的始祖而加以崇拜，这在浙、闽、粤各省均相同。其俗每年除夕祭祖，悬挂狗皇像，子孙罗拜。主祭者手足着地跨过祭床。不少地方的畲民除夕还要举家席地而食。这种习俗曾被视为大忌，讳而不言。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图腾崇拜。畲民自己根本就不回避这种现象。考诸史籍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崇拜过一种动物，以至于—种生物或无生物。这就如同回族之祀猪，羌族之祀羊等等。文化的落后，住地的偏远，使潮汕畲族一直流传《高皇歌》之类的传说，那当然纯属杜撰虚传，荒诞不经。 
　　畲族人民向来勤劳勇敢。他们在潮汕定居后，千百年来一直坚持在深山峻岭中生活，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开发山区，与自然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广韵》释畲为“烧榛种田”。李调元《南越笔记》释畲为“巢居”。顾炎武则说他们“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姻．病疫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清代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说：“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 
　　在与自然界进行艰苦斗争的同时，畲族人民也与各族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唐初，高宗总章二年，泉、潮的“蛮僚”就在苗自成、雷万兴等的率领下，揭竿“啸乱”，攻陷城邑，迫使唐朝派陈政统率将领123员前往潮州、闽南镇压，但围“众寡不敌”，朝廷不得不再敕令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带领军校58姓增援。 
由于“蛮僚”的剽悍善斗，陈政终为所杀。后来，“蛮僚”的起义虽为陈政之子陈元光镇压，至唐营宗年间，苗、雷的后代再次聚众造反。元光终于被蓝奉高“刃伤”而死。此后，唐德宗兴元年间蓝老鸱又攻陷揭阳。其斗争真可谓此伏被起。如前所述，唐代畲族尚未形成，而且史籍已明载着“啸乱”的是“蛮僚”人。但从起事的头人姓氏可知，“啸乱”者也当有不少是当年已人潮定居的瑶人，也即后来的畲民。 
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战火一直蔓延到了东南沿海。张世杰到潮州一带召集义军。就在这个国家危亡的严重时刻，“潮州畲妇”许夫人当即应时而出，“侣率诸峒(近人考证，峒不是山洞，而是村、寨)畲户应命”，为保卫乡邦，揭起了畲家军的义旗。景炎二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从潮州出兵围攻泉州，讨伐蒲寿庚，许夫人即率领“诸峒畲军”，会集了所谓“汀漳诸路剧盗”陈遂的军队，北伐泉州，顿使宋军“兵势稍振”。只可惜宋军在屡败之后，斗志并不高，围城数月，终不能下。九月，元朝“元帅唆都援泉”，宋军就不得不解围而去。张世杰从海上撤到浅湾(即香港荃湾，详许地山《香港九龙租借地史探略》)，许夫人也率畲家军退守饶平。 
　　不久，元朝另一元帅刘深率军进攻浅湾。许夫人闻讯，再次挥师出征，想从海上援救浅湾的宋军。她这种见义勇为，丝毫不为危局所动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据《潮州志·兵防志》所载，她又一次“会陈吊眼(即陈遂)之师，出黄岗”，与元军大战于东洋屯(一名百丈埔，即今之浮山)。这一役，许夫人亲率畲军，驰骋沙场，披甲血战，终于以身殉国。正如《兵防志》上所云：“许夫人战处，烈血所涂，足使土壤增光。”她不傀是畲族的巾帼英雄。 
宋亡后，陈遂还一直坚持抗元斗争。据《漳州志》等方志所载，陈遂入潮抗元，畲民归附甚众，共有58寨。陈遂还曾攻陷揭阳，分将筑城，自称定王，并曾进攻潮州、潮阳等地，还曾两陷漳州，最后据守三饶，成为元初的地方割据势力。民间称陈遂为陈吊王，潮汕各地颇多陈吊王寨遗迹。如潮州归湖砚田村对面高山就是当年的山寨，有残墙、壕沟、宋代瓷器残片。揭阳黄岐山有陈吊岭。澄海临江寨有陈遂部队挖掘的“千人井”。还有饶平水尾山寨、四百岭山寨，澄海石龙寨等等。汕头市区最高峰鮀浦蓬洲铸钱洞也为陈吊王当年鼓铸之地。陈遂直至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才兵败于三饶，被诱擒于千壁岭，最后被杀害于漳州。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各族人民已经逐渐为汉族所同化。根据现代学者在60年代时对潮安凤南公社碗窑畲族的调查：“该地的畲族同胞，在生活及生产习惯上已与潮州的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只在语言上才有所分别。”在碗窑千多畲民中，“成年人大都能讲潮州话。在本民族内部交际用畲话，对外则用潮州话”。而且作为民族语言的畲话，也已经“很接近汉语的潮州方言”。而据《潮州市文物志》所载，在畲语的词语成份中，“客家话约70—80％”，畲语与“客家语言大部分相同或相似”。畲民的老一辈多还会用畲话唱《高皇歌》。